谢受之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两条腿，但他却拥有300条裤子。
新裤子成了他的新烦恼，谢受之不知道是自己的欲望在支配裤子，还是裤子在支配他。
他们是当下年轻消费者的群体画像一角，一个并不富有，但是努力实现自我跃迁；一个富饶，却困在自己欲望中沉重呼吸。
当人们与金钱关系不断产生纠缠的时候，关于消费的反思随之降临，那种陷在消费快感无法自拔却又无以为继的反思，在疫情期间慢慢发酵。
地下室就像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精神图谱：充满幻想，但又窘于经济压力，又无可奈何。
接下来，汪慕文经历了面试诈骗，电脑损坏等一系列的打击，他最终找到一份月薪7千的工作——平面设计，这是他想干的。
理想像一朵蒲公英，需要一阵风将它吹开。
那阵风必须以涨薪的形式出现，汪慕文没有背景、没有名校学历，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性价比最高的办法，是短期内求学，实现自我增值。
这就是汪慕文的欲望——获得自身没有的东西，对他来说，最佳办法是8000元的网络UI课程，平台付款，分期偿还。
对于月薪7000的群体，这种超前消费的行为，一直受到质疑。
汪慕文这样的90后，正是意识到机会稍纵即逝，因此才有了一种新的消费观——投资自己，发现机会，获得回报。
汪慕文成长在商品大爆炸和城市化发展的高峰期，这一代人在消费上，讲求的是挑值得的买，以寻求内心的安全感。
只不过，大部分年轻人在这种眼花缭乱的商品、以及销售的话术面前，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难以抉择。
消费成了简单有效的办法。
消费并无原罪，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甚至可以通过消费行为，观察消费群体的社会层级。消费者自身，甚至可以通过消费来定位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一如汪慕文，他的消费被牢牢地捆绑在了地下室里。
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他无法拥有阳台种植花草，划船机、高级的影音设备更是遥不可及。
这背后，是汪慕文的身份忧虑。
后来，他当上培训师，成为产品经理，当他从地下室搬到了楼房，在新的圈子里获得了精神上的充盈，也获得了新的信息和朋友。
他甚至爱上了种植花草，这些转变消除了他的身份焦虑，让他觉得自己和北京有了精神上的联系。
这个生于90年代初的人，在不同的买手店里，感受到了来自日本、韩国、欧美、阿美咔叽，甚至是国潮的吸引。
在广州生活的最初几年，他将平日里剩余的钱，几乎都花在服装上。他买各种限量版和设计师的牛仔裤，各种潮牌的T恤，以绝版和研究布料、染色的名义；甚至遇上绝版的鞋子，他会买两对，哪怕不合尺码。
他没有算过这究竟花了多少钱，但对于一个租房子住的人来说，他感到这些衣服正在拖垮他，从精力，到精神。
“越是买得多，越是觉得不够，所以会刺激我不断地去寻找新的单品。”谢受之从事文化行业，打交道的人多，所以善于解构自己的内心。
受日本新的生活理念所影响，他在幡然醒悟以后，定期在自己的出租屋里邀请朋友做客，顺便举行“断舍离”大会。
“很多衣服买得早，随着我身材发生变化，自己也穿不下了，另外一些，也逐渐不适合我的年纪和身份了。”现在谢受之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随着断舍离大会的不断举行，谢受之有两个重要收获，第一是：出租屋逐渐变空，这让他有了空间思考，就仿佛那些布料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了一样；第二是他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快乐——在共享的过程中，交换信息，获得另一种身份认同。
早些年，三浦展通过研究日本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更迭，写下了《第四消费社会》，在他的定义里，进化到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在消费上经历了消费快感的失落，以及被各种商品所包围的孤独，进而希望用另一种方式，获得从商品消费中无法收获的快感。
这个方式如今看来，便是共享：注重国家、注重家庭、注重个人、注重朋友、注重社会。
在第三消费社会里，人们用商品来定义自己，以形成自我价值，就像谢受之那样，拥有了一件日本版的哈雷皮衣，一条白色的马裤（真的是骑马用的裤子），但他获得的标签不外乎是：那个有奇怪衣服的人。
如今，他不再追求品牌，而是选择合适和舒适的衣服，衣柜，从一整间房子，变成了寥寥的几个衣架。
“在这件事上，我吃过毫无节制的亏，现在知道自己真的需要什么，并且享受这理性的、张弛有度的消费方式了”。谢受之说。
现在的谢受之，迷上了书法。2021年，他专门去日本看了颜真卿的真迹——《祭侄文稿》，当场感动得泪流满面，然后买了可以随身携带的毛笔，一有空闲时间，就在小本上刷刷点点。
这大概就是商品极度发达的代价，人类一旦得到满足感，就会走向下一个阶段，以此逃避执着于拥有所带来的空虚感。
这也正是类似优衣库这些品牌崛起的原因：弱化品牌形象，突出设计，讲究舒适。
这一类品牌的崛起和奢侈品盈利水平的下降，也在折射出年轻人的消费观：有度地消费，不被过度包装和昂贵的商品拖累，选择合适自己的商品。
苹果手机风靡到极致时，人们被“割肾买手机”一类的消息所颠覆消费观。
这样的案例给人带来多面的批判语境：无知的年轻人；万恶的商品社会；歹毒的地下器官移植……
这些注脚没有错，但归结到底，核心问题还是年轻的消费者欲望强烈，钱少。
这背后凸显的是年轻人在消费上，不再以名牌、数量为唯一标杆，而是讲究合适与值得。
乐信研究院的报告也显示，在年轻人的大额支出中，手机和奢侈品这类的消费激情正在消退，基本生活用度、工作学习、技能培训、运动健康这一类的消费的比例正在变大。
然而消费观从来都不只是个人意志的选择，而是整体宏观经济和社会结构下，所做出的无意识决定。社会和企业倡导的消费理念对年轻消费者更是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