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诛心的历史进程。
皇帝开动脑筋，找了一个诸侯献宝需要衬垫的借口，想把宫苑所养白鹿的皮强卖给诸侯。一块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售价四十万钱，相当于明抢。主管财政的大司农颜异对此不甚赞同，随即被人举报，说他妄议朝廷。酷吏张汤负责审案，成功定罪。颜异被定罪的理由十分精彩：「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意思是，有客人和颜异抱怨政策不好，颜异没答话，微微动了一下嘴唇。张汤说，颜异在肚子里诽谤朝廷，罪该万死。汉武帝表示同意。颜异不会感到寂寞，他虽是第一个因腹诽而死之人，但此后两千年，多得是人被追问「是何居心」，而后被杀掉。
颜异连嘲讽都没出口，更没有任何实际损害结果。张汤仅靠推定其「主观恶性极大」，就直接判处死刑，就变成了荒唐的思想罪。腹诽罪是张汤首创，但这种以「主观故意」归罪杀人的优良传统，自两汉以下就连绵不绝，余波至今。《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盐铁论·刑德》）《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汉世所宜遵前修也。（《后汉书·霍谞传》）
用大白话说，当时的人认为，孔子笔削《春秋》揭示了一条重要法则：一个人应不应该被定罪处罚，重要的不是行为，而是动机。动机善良，即便行为违法也应免于处罚，而动机不良，即便行为合法也要诛杀。颜异就是死在这一条上的。言必称仁义的孔子当然不应该为了后世酷吏背锅。事实上，这种唯动机论的做法，得从那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说起。大家都知道汉初刘邦约法三章，为民众解除了秦律苛刻繁杂之苦。但没过几年，「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秦律就大规模复兴了。汉武帝时大兴酷吏政治。然而，武帝既要判刑杀人，又要避免暴秦的名声。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用儒家圣贤的名义，缘饰屡兴大狱的现实。汉武帝喜欢儒学，对当世大儒董仲舒十分尊重。董仲舒退休后，朝廷每次讨论司法问题，就派廷尉张汤去问他的意见。董仲舒的回答被集合成册，叫《春秋决狱》，内含 232 个案例，今天已经失传。但董氏提出的司法原则，对当日和后世影响深远。
· 《太平御览》中保留了《春秋决狱》的六个案例
通过对《春秋》这部儒家经典的解释和附会，董仲舒首次提出了孔子主张原心定罪的观点：居心不良，不管所作为何，都要重罚；本心纯洁，则可以减轻处罚。其实《春秋决狱》及其对动机的强调，并非没有积极意义。比如有这样一个案例，某人在打斗中误伤了其父亲，子女殴打父亲是重罪，要判死刑。董仲舒根据《春秋》经文解释道，既然没有加害父亲之心，君子赦而不诛，不该治罪。某女的丈夫出海，船沉了，死不见尸。几个月后母亲安排她再嫁，结果被官府追究，理由是丈夫死而未葬，依律不许再嫁，要处斩。董仲舒认为她不是故意不安葬丈夫，再嫁并非出于淫佚之心，故而无罪。
· 两汉提倡孝道，鼓励子女报仇。《后汉书·列女传》中为父报仇的赵娥，在砍掉仇人首级之后，赵娥主动自首，却被赦免
然而，案件一到政治层面，儒家对人温情脉脉的体恤就全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不在的罗织、诛心。汉武帝时的酷吏张汤，办案特别善于揣测上意，皇帝想放的人，就往宽纵里办，皇帝想整的人，就往惨酷里办。张汤当司法长官时，特别让学习儒术，尤其是研究《春秋》《尚书》的博士弟子当司法官员，这不是没有缘由的。汉武帝元狩元年十一月，淮南王刘安一个不受宠爱的孙子向朝廷举报，说爷爷要造反。刘安是汉武帝的叔父，以爱好文艺「流誉天下」，武帝年轻时也很喜欢他。
· 刘安及其门人宾客所作《淮南子》
汉武帝派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去调查。刘安没发过一兵一卒，也没有任何谋反的迹象，但吕步舒是董仲舒的学生，熟练掌握《春秋》原心定罪的技巧。《春秋公羊传》有一句话，「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意思是子女、臣子对父亲、皇帝不能有一点不服的心思，要是有了就该诛杀。这条经文被当成办政治案件的金科玉律，再忠诚的人，在漫长残酷的拷问过程中，也难以在所有问题上与皇帝保持一致。于是，文艺中年刘安摇身一变，成为心怀怨恨、结党营私、阴谋叛逆的人。一条纯由动机论推理出的因果关系链浮出水面，诛杀牵连之人数万。这种披着「原其心、忠其志」儒家外衣的法家，杀起人来、办起事来，比不加掩饰的法家要厉害多了。帝之驭下，以深刻为明。汤之决狱，以惨酷为忠。而仲舒乃以经术附会之。……盖汉人专务以春秋决狱，陋儒酷吏遂得因缘假饰。往往见二传中所谓「责备」之说、「诛心」之说、「无将」之说，与其所谓巧诋深文者相类耳。圣贤之意岂有是哉！
汉武帝驾驭臣下，把对人苛刻当作自己高明，张汤判案，把对人残酷当作自己忠诚，董仲舒则用儒家经学附会这些做法……汉代人专门用《春秋》作为判案依据，陋儒和酷吏遂得以用儒家经典粉饰暴行。《公羊传》、《谷梁传》中所谓「《春秋》某某写法是为了责备」，「是为了诛心」，或者「不能有一点不服」的说法，和蓄意毁谤、罗织罪名差不多了。圣贤的本意岂能是这样？
在中国历史长河里，通过罗织一些只言片语细枝末节来还原心理动机，进而判罪杀人，实在不胜枚举。其中最朴实刚健的，是大明开国皇帝朱重八。同样是稀释开国功臣的权力，赵匡胤「酒杯释兵权」，朱元璋则杀字当头。著名的胡惟庸案，最初只是「擅权植党」，但光这样不足以把其他功臣一锅端。在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之下，胡惟庸变成了集「谋反」「通倭」「通虏」等重罪于一身的千古逆贼，并顺利牵扯出一系列元勋功臣。
· 电视剧《朱元璋》里的朱元璋与胡惟庸。现代历史学研究基本认为，胡惟庸擅权、贪腐是有的，谋反、通敌则都是捏造的罪名
胡惟庸案发十年后，朱元璋「忽然发现」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也是胡惟庸谋反案主谋。李善长随即被扣上谋反、通敌等一大堆罪名，本人被赐死，全家被斩首，「所连击坐诛者三万余人。」问题是，这些罪行在朱元璋的手诏和刑部案卷中全都找不到。能找着的，不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琐事，就是明显有问题的证词。比如，朱元璋一次交办了一个往偏远地区运送茶叶的工作。李善长跟人抱怨：「许大年纪（我这么大岁数了），教我运茶，想只是罚我。」又对胡惟庸说：「许大年纪，教我远过栈道去，想天下定了，不用我。」这些牢骚被视为谋反的动机。
·李善长被诛后，朱元璋让锦衣卫将案情编辑成一份《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结果却留下了太多马脚
李善长的一个家奴举报，李善长和胡惟庸在家策划谋反。举报内容是胡惟庸曾拜访李善长，两人「屏左右，款语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说了什么不知道，「想必」是策划谋反。还有一个家奴举报，说洪武九年，李善长派人去召集一群官员，对他们说「我请你到胡丞相家商量谋反事务。」晚明文臣钱谦益曾在内阁看到过这份证词，忍不住嘲讽道：李善长是何等精明的人，怎么会随便跟下人说这种要掉脑袋的疯话？朱元璋何等英明，难道看不出来吗？不过，朱元璋杀人的方法虽然很便捷，但太过粗糙，缺乏合理性论证，容易让钱谦益这样的文人说闲话。诛心的新技术在明末产生了。自王阳明心学盛行以来，人人都在讲要反思本心，迁善改过。要达成圣贤境界，首先要自己同自己交战，每天自我反省。自省当然重要，但普通人难以坚持。于是就发展出了各种互助会：各人剖白自己的内心，由他人攻击改错；或者互寄日记，以示改过决心功力。
· 像账本一样的功过格是明末清初用来自省的工具之一，每天把好事坏事都记上，然后总结反省
这种反思改错，自然要上纲上线。比如动了贪念淫念，就是禽兽不如，冬天把手缩在袖子里，就是忘了圣人教诲。这种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技术，自然很快就成为了统治手段，成了给人安插罪名的好方法。比如著名的年羹尧案，最初只源于年羹尧在贺表中将形容皇帝夙兴夜寐的「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雍正皇帝熟练地应用攻错改过的本领，指出：年羹尧出身科甲，也不是粗心的人，写成这样一定是故意的！会意的大臣一拥而上，最终，年羹尧被定大罪 92 条。皇恩浩荡，准许年羹尧自裁，结了此案。年羹尧得势时，翰林侍讲钱名世曾为其赠诗，也被雍正盯上了。雍正也清楚跟风拍马屁罪不至死，于是熟练的诉诸儒家意识形态，宣称钱名世为「名教所不容」，将其革职衔。雍正特别写了「名教罪人」四个字，造一个匾挂在钱家，时刻提醒世人这是钦定的坏分子。还发动在京官员都写诗批斗他，将这些诗歌编辑成书广为发行。
· 雍正书「名教罪人」四字
雍正的操作很有现代性：首先通过道德和意识形态审查，将当事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变成罪状，然后发动舆论大批判，最后，鉴于群众反响极大，秉公执法，皆大欢喜。类似的操作不止这一次。例如文官陆生楠，在发配充军途中写了几篇《读通鉴论》，被告密给雍正，说他借古讽今，雍正亲自撰文训斥了一通，下令把陆生楠杀掉了。光杀人就算了，雍正批评陆生楠「其论皆小纸寸幅、蝇头细字，踪迹诡秘」，可见一定不是什么好人，他的科考成绩多半是夹带作弊来的。如此亲自下场肉搏给人安插罪名，雍正诚为千古一人。杀人诛心绝对不是皇帝的专利，各类司法官员们熟谙这套技术。曾有一个私塾教师，课间到室外僻静处解手。一抬头，见对面楼上有个少女倚窗眺望，没多想，朝她一笑。少女脸色大变，立刻关了窗。没过多久，就传来少女上吊的消息。塾师随即被官府拿获，按照调戏妇女，致使妇女羞愤自尽，定了斩监候。按照刑部惯例，调戏妇女如果动手动脚，属于性质恶劣，当年秋审可以判「情实」，年内斩首。如果只是言语调戏，没有动手，就可以「缓决」，还可能活下去。秋审司一个精通诛心的官员这时站了出来，主张「虽无实事，其心可诛」。倒霉的塾师当年就被斩首了。
自康熙以来，皇帝们就有一种自我想象，认为自己不仅是天子，而且是统治者兼教主。理学名臣李光地认为，清帝是将「道统」和「治统」合于一身。仗着宇宙真理在手，杀起人来就理直气壮地多了。可天威难测，谁又知道「真理」到底是什么呢？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一代名宦曹振镛的为官秘籍：多磕头，少说话。就连少说话也未必保险。那些声称自己和皇帝站在一条线上的人，能从日常生活中罗织罪名，将人送上法场。于是，在无处不在的眼睛监视下，自我压抑成为了清代社会文化的主流。清代学术的主流，是注重考据古典音韵的乾嘉学派。乾嘉学派的兴起并非直接由文字狱催生，但文字狱让文人极力回避容易惹麻烦的哲学、政治学等领域则是事实，后者本是传统儒学的重心。就连皇亲国戚，也不能免于这种自我压抑。弘历为皇子时，好写史论，但从来只写汉唐宋三代，不敢碰触元明和本朝史。一直到乾隆中晚期，皇位稳固的乾隆才敢正大光明地研究明清史。宗室弘旿听闻《红楼梦》大名许久，但「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原因不过是《红楼梦》后四十回涉及到抄家，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宗室子弟都不敢阅读私藏。自我审查并不能息事宁人，因为归根结底，在一个流行诛心的时代，决定道理在谁一边的标准，只取决于上官和皇帝。在见惯了雍正、乾隆随意诛心批斗臣下、官员随意诛心判刑杀人的社会风气后，学者戴震沉痛的写道：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戴震也清楚，「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而卑幼贱之人，以理争之，虽得，也为逆。传统社会几千年来，道理的解释权总归在强者手上，不过如此。
[1]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2]郑小悠：《年羹尧之死》，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3]张岱年：《以理杀人与以理抗势》，《群言》1998年8月。[4]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5]梁惠王的云梦之泽：《汉武帝时的儒家为什么充满血腥》[6]康清莲：《淮南王刘安谋反案之再分析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6月。点击徽章，进入大象公会小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