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唯一全石教堂，有多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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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门户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接踵而至，其中还包括：

对天主教准开教禁、发还旧址，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各通商口岸建立教堂。

各国传教士借此机会，将在华传教事业进行了扩张。

早在明朝时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就积极在中国各地活动，但由于清朝禁教，基督教的发展受到限制，直至鸦片战争之后准开教禁。上图为利玛窦，图片源自@VCG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把两广总督行署夷为平地。

时任两广“宗座监牧”的法国传教士明稽章，看上了面朝珠江的总督行署原址，要求划给他建造教堂，但遭到了两广总督劳崇光的拒绝。

1860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国内形势岌岌可危，明稽章依仗法国侵略军势力，再次提出将总督行署原址永租给他建造教堂，并以“全城戒严”相胁，逼使总督劳崇光交出土地。

珠江畔的两广总督行署原址，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次年，中法两国签署协议正式确立广州圣心大教堂的修建。

咸丰皇帝诏曰：“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希望以此换来中法两国之间长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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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重重

明稽章回法觐见法皇拿破仑三世，得到50万法郎专款。

又到耶稣殉难地——耶路撒冷的圣母墓地河急流中取一块石头作为“石室”的奠基石，再到罗马取一公斤的泥土置于基石下。

表示天主教“创立于东方之耶路撒冷，兴起于西方之罗马”之意。

教堂两侧有两块刻有日期及地点砖石，摄影师@潘伟光

法国教会专门请来建筑师Vonutrin和Humbert，仿照巴黎圣克洛蒂尔德教堂设计图纸，同时聘请了数百位中国工人参与修建。

1863年12月3日，教堂举行隆重的奠基礼，修建工作正式开始。由于这一天是耶稣圣心日，教堂又以耶稣圣心作为主保，故被命名为圣心大教堂。

教堂原型圣克洛蒂尔德教堂，图片源自@wiki

然而教堂的建设困难重重。

首先，教堂为全花岗岩结构，这大量的石材需要到新安牛头角开采，再用水路运回广州，路途遥远、运费高昂。

新安牛头角今香港九龙，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其次，由于缺乏机械，整个教堂必须手工建造。

但东西方建筑技艺差别巨大，没有一个工人曾经见过西方的大教堂，更别说有任何建造经验，只能凭借一个木制模型逐步摸索。

再加上建筑师与工人之间语言不通，起初几年进展相当缓慢。

修建教堂时所参考的木模型，现藏于广州市博物馆

后来，两位法国建筑师因水土不服相继离开，具体指挥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是广东揭西的石匠蔡孝。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的建筑工匠，蔡孝巧妙地采用了若干中国传统工艺技术和材料，改变了建造过程中的困境，率领一班中国工匠辛劳工作二十余年。

不仅建造出了前所未见的大教堂，还将这座建筑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

修建场景，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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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交响曲

二十五载，教堂终于完工，多少石匠为其奉献一生。要如何形容初见这座大教堂的惊讶？

数十根方柱拔地而起。

方柱拔地而起，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每根方柱的四面贴着一圈小圆柱成为集束柱，集束柱延伸经过15米高的柱头后，又向上散射出尖形的券，这些券相互交叉后汇集到拱顶的最高点，形成教堂的“骨架”。

在券与券之间填充上薄薄的“蹼”，构成完整的拱顶。

券架在柱子顶上，“蹼”架在券上，“蹼”的重量传到券上，由券传到柱子再传到地面，这便是哥特式教堂中最为精彩的肋拱券。

肋拱券结构，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同时，所有券都是尖券，更好的扩大了内部空间，又有助于力的传导。

自下往上看，整个结构好似从地下生长出来的一般，每个柱头都放射出好几个券，仿佛树木细长而挺拔的枝干向上发散，一直延伸到近三十米的拱顶，营造出一种神秘而轻巧的飞升感。

抬头仰望，教堂高阔的大穹顶，如同浪潮般一波波往前方扩散开去。

教堂内部结构仰视图，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然而整个拱顶除了产生向下的力，同样会产生横向的侧推力，这需要哥特教堂中另外一种特殊构造——飞扶壁，来承接。

在教堂的东、西、北三面共有24个飞扶壁，如同一双双凌空飞跃的手，衬托着教堂的外壁。

飞扶壁，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它们承接拱顶产生的侧推力，并且将这种侧推力传导到外侧的扶垛上，最后导向地下。

飞扶壁力的传导，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同时由于飞扶壁的存在，侧廊的拱顶不必承担中堂拱顶的侧推力，可以大大降低高度，中堂也可以开很大的侧高窗。

如此一来，墙壁失去了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彩绘玻璃。

飞扶壁、柱子与墙体、窗户的关系，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接着来到教堂正立面。

正立面分为三层，底层是装饰精美的三个门，门面呈后退“八”字形，上面凹入，组成了哥特建筑中极有特色的“透视门”。

“透视门”顶端三角山墙，山墙上以雕花盲窗为饰，简洁又不失精致。

二层的正中为直径接近7米的玫瑰圆窗，整体造型如同光芒四射的太阳，十字窗型与24朵花瓣都在隐喻着《圣经》中的典故。

玫瑰圆窗两侧各有一个尖顶拱窗，形成对称。

教堂正立面，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三层的两边为钟楼。

东钟楼内悬挂着铜钟组，可敲出四组音律，铜钟一响传出低沉、洪亮、清脆的钟声，可传至十里开外，这便是广州城里最早的报时大钟。

西钟楼的南、西、北三塔面，安装有罗马字钟面的时钟。

西钟楼，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座钟楼上高耸的尖塔，尖塔呈八角形，由铁件连接石块构成，越往上越锋利，营造一种直插苍穹的气势。

尖塔，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从高空俯瞰，教堂的平面为拉丁“十”字形，这在天主教的文化中既歌颂着耶稣背负十字架的生命奉献精神，又是太阳、火、光明的象征，表现教徒对“上帝之光”的追求。

教堂拉丁十字平面，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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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灾多难

然，战乱频频的20世纪初，这个世界上没有哪块净土可以从纷飞的战火中幸免，哪怕是尘世中的“天国”，受天主庇佑的“石室”。

“七七”事变爆发，广州成为日本轰炸的目标之一，坚固的“石室”却在一段时间内毫发未伤。

1938年8月，一架日机被中国军队高炮击中，撞毁在教堂前的沧海茶楼，“石室”拿破仑时代的彩色玻璃被震落过半，大时钟也被震停。

战争情景想象，制图@星球研究所

1938年8月，一架日机被中国军队高炮击中，撞毁在教堂前的沧海茶楼，“石室”拿破仑时代的彩色玻璃被震落过半，大时钟也被震停。

解放前夕，蒋介石集团溃退南逃，炸毁海珠桥，“石室”的彩色窗玻璃绝大部分被震坏。

磨难远远不止这些，“文化大革命”期间，“石室”内原本所剩无几的玫瑰花窗的彩色玻璃被红卫兵砸碎，教堂内的长木椅、书籍被焚烧，部分墙壁、石柱因焚烧而破裂……随后教堂一度被当作废品仓库、垃圾处理转运场来使用。

再加上长期风吹雨打，“石室”早已伤痕累累。

直至改革开放后，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在各方人员的努力下，石室才得以陆续恢复原貌。

V

如今

如今，当我们再次凝视圣心大教堂时，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座高耸瑰丽的建筑，也已经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真实地记录这中国近代跌宕起伏的历史和百余年来沧桑变化。

经历了2004年～2006年的大修缮，“石室”已经焕然一新。

焕然一新的“石室”，摄影师@谢丰

战时损毁的玻璃，全部换成了从菲律宾定制的彩绘玻璃，玻璃上绘制着一个个圣经故事，被人形象地称为“不识字的人的圣经”。

每当阳光从彩色玻璃穿过，形成了绚丽奇幻的光线效果，浓烈的宗教氛围令人恍若置身上帝之所。

窗户和光影，摄影师@苏晓峰

定制的新时钟已经到岗，老时钟退休，入住博物馆养老。

屋顶脱胎换骨，不仅外部得到修复，内部也变成了更加坚固的框架结构......

“石室”以全新的姿态，与广州的其他名胜古迹一起，迎接世界八方来客。

“石室”夜景，摄影师@陈国亨

不仅是圣心大教堂，广州这个有着千年中外文化交流的城市，还有拥有众多历史遗迹，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今天我们文化艺术的源泉。

如今，它们中的一些，已经如石室圣心大教堂一样得修缮维护，重新进入大众视野，但还有很多散落各地，未被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