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终于，港剧开始放弃这句“疗伤体”台词，在《香港爱情故事》里，借王敏奕的口，大胆直白却也艰难苦涩地去承认：
“开心，真的好难。”
尽管这句台词出在大结局，尽管《香港爱情故事》没褪去Happy Ending的俗套，但王敏奕在剧集终章的这句话，却可看作是整个故事的基调：
幸福之于有钱人是锦上添花，之于穷人却是苦痛挣扎。
当然，它并非是要刻意去撩拨贫富阶级的差距，也不是要对“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细节保持刻奇。它真正在意的是，在这个几乎容不下贫苦爱情故事的怪异当下，如何唤醒人们对贫贱夫妻的尊重——尽管它仍有套路化的完美结局，尽管它没有把犀利凛冽延续到最后，但都无碍它成为今年最值得看，同时也最值得被赞颂的话语剧集。
这种拔高式夸赞，最大的原因在于，《香港爱情故事》一改国产剧的爱情恶习。
或许是沿袭自新文学运动，或许是我们擅于在阶层障碍里寻获慰藉，也或许是因为试图跨越阶层的爱情天生带有更饱满的叙事张力。近些年国产爱情剧最常见的套路之一，就是喜欢用贫富悬殊的两个阶层来对话，要么让我们看破阶层壁垒的难以逾越，要么给我们猛灌爱情可以超越一切的迷魂汤。
在这个爱情叙事的套路里，富裕不是原罪，贫穷才是。
这个陋习，似乎可以上溯到《北京爱情故事》。在这个电视剧里，穷人以一副卑劣的嘴脸出现，寒酸、猥琐且咄咄逼人，以此让有钱人占据着经济和道德的高位，他们既有能力占据更多更大的社会资源，又具有了抢夺别人女朋友也不用被谴责的道德光环。
穷人成了富人的道德垫脚石，还得赔上女朋友。
以此为先河，我们的国产剧尤其是青春偶像剧，开始大批量地生产认同富人阶层的故事；即便是那些把目光聚焦在穷人身上的现实主义题材，也把贫穷刻画得张牙舞爪骇人听闻；哪怕反省爱情在阶层中被滥用的情况，也要反手给观众一巴掌，告诉你爱情在阶层中的不可逾越。
这就是为什么青春偶像文学，会如此流行“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套路的原因。它利用我们意淫爱情何以伟大的妄念的同时，内里暗藏着我们试图跻身少数人才站得住脚的富人阶层的欲念——这样的剧情多如牛毛，比如林雨申和赵露思《我，喜欢你》，比如言承旭和沈月的《我好喜欢你》，等等。
稍好一些的剧集，会在这个基础上倾向于现实主义，但也带有强烈的粉色烙印。比如《三十而已》里的王曼妮，她要经历那么多才肯承认一开始就知道的事实：自己不过是“海王”的其中一个玩具；还有《风犬少年的天空》，穷小子情窦初开，以为自己能给富家女一个未来，结果发现自己努力那么久的礼物，不过是富家女在高档饭店得到的一个抽奖礼品。
这些以爱情作掩护的阶层焦虑，存在两个维度的失衡：既没有真正的勇气去直面贫穷生活的困苦，又心不甘情不愿地去认同富人才有的幸福体验——结果就是，我们的国产剧既在表现穷人生活时不准确，又在意淫富人时充满猎奇和贬损的暴力。
就是说，无论是青春偶像剧还是现实主义题材，我们的国产剧超级不准确：既不知道该怎么炫富，也不懂得怎么再现贫穷。于是就有了《三十而已》的假惺惺模样：一边恶意讽刺和贬损阔太太们的虚浮、无聊和无知，一边又表现出对贫穷的爱而不能与无可奈何。
《香港爱情故事》就没有这样的毛病。
它在肯定富人也有幸福与哀愁的同时，也认可穷人的哀愁和幸福。更关键的是，它没有想过在这两个阶层的矛盾上制造问题。它的野心极小，就是要在门当户对的窠臼里，勾勒出同一个阶层的穷酸姑娘和小子，因为爱情走到一起，却因为贫穷而心生嫌隙的辛酸。
凭什么爱情的冲突要靠阶层来凸显？
凭什么婚姻的磨难要靠公婆来制造？
凭什么不幸的关系要靠金钱来决定？
《香港爱情故事》既是在跟大部分话语剧集唱反调，也是在主动向现实生活投诚。它很清醒地认识到：爱情的阶层矛盾，并非像《三十而已》里王曼妮那样靠脱光衣服就能抗拒；婚姻的不幸魔障，也不是《双面胶》婆婆李明启近乎单方面的发难就能实现。
在《香港爱情故事》的主创看来：
洒狗血的从来不是不同阶层的人住在了同一个屋檐下，而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同一个阶层，反而充斥着更多的鸡毛蒜皮、精心算计和两败俱伤。
更恶心的是，无论你主动发难还是被动承受，哪怕厘清现实努力保持客观理性，最终却都要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你可以对生活讲道理，但生活从来都不会去在意。
就像是《香港爱情故事》里的邱凯琪和陈子郎：乐观性格里混合着和稀泥成分的陈子郎，痴情于出身差不多的邱凯琪；女的以买房为人生目标，男的和稀泥特质爆发接受了，结果却让俩人的婚姻在买房的高额债务面前摇摇欲坠。
陈子郎错了吗？一心爱着邱凯琪的他，无非是也想给她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安乐窝；邱凯琪错了吗？同样深爱陈子郎的她，无非是想让俩人有个更好的家，可以不用到“40岁了还要去开房。”
就在你以为都是贫穷惹的祸，却发现百事哀的夫妻，并不全是因为穷：陈子郎的父母，和邱凯琪的父母，这两对夫妻的矛盾，从来不是因为经济而产生的矛盾。他们反而都有个甜到家的开始：陈子郎的父母靠骑自行车走到一起，邱凯琪的父母因为彼此通信喜结连理。可结果呢？早已用不到自行车的俩人把彼此困在家里死气沉沉，而只擅长写信交流的邱父，甚至间接造成了妻子的车祸。
这就是《香港爱情故事》的功力：
首先，它避开贫富之间的阶层矛盾，把爱情放在门当户对的贫穷阶层去讨论；其次，尽管努力摹刻“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图景，却不以贫穷为原罪；最后，它在现实主义的题材上烙下乐观主义的印章，让观众去相信，即便我们没办法改变自己的阶层属性，但只要心中有爱、宽容和谅解，也能携手同行。
就是说，《香港爱情故事》既不败倒在有钱人的石榴裙下，也不完全把病症归结在贫穷身上。
它很清楚地知道，贫与富之间的阶层壁垒是很难打破的。既然被活生生地困在这样的现实里，那生活在底层的大多数的我们，就更应该乐观起来，彼此扶携、一路前行。
尽管有着傻乐呵的自慰嫌疑，却也是我们最无奈的唯一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