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梅最近参演短剧《听见她说·重塑》，导演说看到咏梅平静之下的汹涌。少年时代，咏梅与父母也有过汹涌的“对抗”，她不喜欢被支配，渴望独立。等到三十岁，压迫和焦虑感伴随而来，她用了多年时间，去解决“成功”的困扰。
现在大家普遍陷入成功焦虑，“特别拼命和着急，好像每个人都要去抓住任何机会。”她推荐阅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著作《穿透》，在和严飞的跨界对谈中，他们聊及在疫情和灾难背景下，如何重建或梳理我们个人的内在秩序。严飞说这是一个加速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愈显珍贵。
“不要太在意外界对你的定义，要活成一个自由的人。”咏梅说。何其难，但必须拥抱自由。
《听见她说·重塑》
《听见她说·重塑》
人的温情与加速时代
严飞
我非常喜欢看电影和电视剧，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看的是欧洲艺术电影。在成为大学老师以后，也会带同学们观看历史题材的电影，从中透析整个中国社会的图景。比如说张艺谋的《活着》，还有贾樟柯的一些电影，这些影片不仅是对中国当代社会变迁的白描，也会回到历史的视野当中透析中国社会变化的过程。我会让同学们去关注，不仅仅要看到图景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身处社会变化当中的人，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群体，他们是怎样做出选择、怎样去回应时代的变化。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贾樟柯《江湖儿女》当中，开场画面，廖凡扮演的小县城里面的黑社会老大搓麻将的时候，他的两位手下因为借贷的事情彼此说不清楚。这时廖凡说有请二爷来做决断，出人意料的是，手下推出来一个关公像。马上借债的人在关二爷面前低下了头说明天就还钱。这展现了在80年代，中国乡土的民规民约，用社会学的话说，是非正式的制度还在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情节展开，江湖变成了市场经济时代的江湖。过去的这一套非正式文化、道德规划，完全被市场经济破除。当廖凡落魄的时候就完全得不到手下的尊重了。
我的观影偏好是90年代、2000年左右比较温馨的电影。当时所展现出来的道德温情、家庭温情特别好。那个时候市场经济好像还没有完全渗透到我们的骨髓当中，大家还没有变得很功利。这些电影里折射出来的人和人之间还是很温情、有联结的。我特别喜欢看《诺丁山》，还有几乎每年圣诞夜都会和太太一起看《真爱至上》。到了现在，大家都很焦虑，无论是房子、医疗还是教育，也都折射在了我们自己的影视剧当中，比如《小欢喜》等。所以我会更愿意回到2000年这样的时代，去看当时的电影。
今天所处的时代，我会把它叫做加速时代。我们会发现整个城市或者整个生活的节奏是在不断加速的一种状态当中，而且这样的加速不是自我的一种选择，它是一种被迫被挤到一个加速的快车道当中，身不由己的处在这样的一种场景当中。
加速时代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大家都非常渴望在极短时间里面获得成功，不断的想要超越其他人，获得一种社会的认可，无论是获得物质层面、财富层面的累积，还是可以获得一个学术文凭，甚至对于我们学生来讲，他们也会期待可以在短时间里面获得GPA、社团活动等等全方位的优异的成绩，变成越来越卷的一个卷王。
在今天这样的加速时代，社会的服务体系、社会的福利体系没有及时跟上，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制度性的保障。怎么办？那么就更加渴望通过自我的一种成功，自我的一种实现来保障自己。
工具理性vs价值理性:
面包和理想，“社畜”的我们选哪一个?
本文摘选自《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
面包与理想的选择
我们知道日本的加班文化非常疯狂，所有日本平成年代的职场人，都把一生奉献给了工作，在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却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个人生活。在日本，专门有个词来形容这样被公司当作牲畜一样压榨的员工，其实也是日本上班族的一种自嘲，他们把这种在职场上逆来顺受的自己，称为“畜社”。
但疯狂的加班真的可以获得幸福生活吗?从日本的大环境来看，人们勤勤恳恳工作、疲于奔命，但也并没有扭转平成时代的不景气，和 20 世纪90 年代之前的经济奇迹相比，日本始终没有能够从泡沫之后完全恢复过来。而年轻一代忙于工作，很少能够和家人相处、和亲人团聚，以至于疏于联络，年老之后也就习惯于独自生活，直到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年轻时候所累积的亲情和记忆，就好像银行账户里的定期存款，如果年轻的时候没来得及往里面定存，那么年纪大的时候，自然也没办法从中提取。
如今，日本的令和时代已经到来，对于工作制度、企业的劳动时间过长等问题，新一代年轻人有自己想法和行动，很多人不再愿意继前辈的后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思考，如何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之间达成一种平衡。
面包和理想的选择，往大的方面说，就是物质财富在占据越来越高的地位，而留给追求精神领域的空间似乎越来越狭小。我们不仅要问，我们的价值体系是否出了问题?什么样的价值理性才值得我们去推崇?
理性二分法
这里就涉及社会学中一个非常著名的理性二分法。韦伯提出，可以将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用于对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进行分析。
所谓“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指的是 :“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 这与金钱追求的目的导向近似，指的是人们的行为由追求功利的思想动机所驱使，从纯粹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而“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ity)指的是 :“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做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通俗地说，就是人们的行为更多地考虑行为本身所代表的价值，强调动机的纯正性。
在实践中，工具理性注重手段、注重条件、注重形式、注重程序，价值理性注重目的、注重理想、注重内容、注重实质。工具理性强调结果和效益的最大化，而价值理性则强调行为背后真正的价值和含义，强调道德精神领域的东西和对人的终极关怀。
一个通俗的比喻就是，大家都想过上幸福的生活。那么什么是幸福生活?幸福生活值不值得我们花毕生精力去追求?这就是价值理性层面的思考。为了让自己过上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我应该怎样去赚钱?如何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到更多钱?考虑这种手段的时候，就是工具理性。但是赚了钱，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就真的等于幸福吗?这样的思考就又回到了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源起
其实，在这两种理性之间并没有高低之分，虽然韦伯创造性地将理性一分为二，试图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划界标准去解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但是两者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绝非是对立的。
在韦伯看来，价值理性应该在社会运作中扮演重要角色，每个人都应该保有价值观念和精神理想。而当今的社会，明显是工具理性占了上风，更多人在思考怎么做，甚至是在想有没有可能走一条捷径去做，而比较少人在想为什么要做，或者说为什么不做。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想当然地向前，达到更高更快更强的目的，却很少人愿意停下来总结失败的经验、思考错误的价值。从这个层面来说，价值理性正逐渐衰微。
那么，价值理性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这种衰微的呢?
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在工具理性的指导下，自然科学的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对于工具理性的推崇愈演愈烈，而价值理性等原本的人文关怀，却越来越少。
这里面的原因在于，当大工业生产的来临，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追求财富的狂热使得社会开始逐步脱离价值理性的指引，在很多人心中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 资本的积累才是绝对的真理，所有的一切都要以效率和利益优先，其他的价值考虑都可以抛在脑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工具理性确实导致了西方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组织体系内的科层制愈发完善，我们的社会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各个部件按照职能分工，紧密地接缝在一起，进行着高效率、组织化的例行运转。可以说近代西方文明的很多成果都是工具理性指导下的产物。
然而，工具理性的发展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崇尚工具理性的理性主义发展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 ;另一方面，过分倚重工具理性而忽略价值理性则忽视了人们内心真正的需求，造成的结果，则是效率、手段、目的成了现代社会的追求标准。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 利润的追求被精确公式计算着，毫无节制的消费则刺破了原本严肃的生活态度和心灵充实感。“机械工具和经济秩序”似乎控制了生活的每个角落，无视人性及其需要，对个人自由造成了巨大威胁。
我们看到，任何东西一旦极端化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工具理性是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但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到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给我们带来的危机，价值理性相对暗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二元平衡被打破。在工具理性被滥用的情况下，人们对生存终极意义的思考逐渐边缘化。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被利益化，感情枢纽开始被理性的财富观冲开，一切社会关系似乎都可以用利益和金钱关系来衡量。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政策运用
在当今社会用理性化来解决种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呢? 韦伯指出，工具理性作为一种理性来说更加的客观，具有高效、直接、目的性强等特点，而价值理性更加注重整个过程中的逻辑关系，力求达到最合理的结果，同时也有更多主观的因素。
我们看到，在政府的诸多政策中，由于要考虑可行性与普适性，制定一个政策往往会考虑最理性、最稳定、最不会出错的情况，并且摒弃掉人为的主观因素，保证让更多人信服。尽管这样的趋势往往使得政府在行政方面的效率大大提高，但是也更加形式化、普遍化; 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个人的价值与自由似乎越来越容易被牺牲。
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著名的伦理困境“铁轨难题”:一侧铁轨上有五个人，另一侧有一个人，是否应该通过一个人的死亡换取五个人的生命。从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生命本身的价值无法比较，而生命的数量是能够比较的，五个人的生命价值大于一个人，因此用一个人的牺牲换来五个人的生存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我们的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使整体的福利最大化。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是有目的性的优先选择牺牲一部分人的福利来促进整体的进步和发展。
那么这是否是一种道德呢?其实在真正的道德之下，一个人和五个人的生命无法比较，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有获得生存的权利，牺牲一个人的生命就构成了一种不道德。
这里我们来看一个我们现在高考录取政策中的案例。
我们现行的高考录取政策中，有这样一条“区域公平”的政策，但却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这项政策说的是在招生时，较发达的地区会增加面向中西部地区的生源计划，而这些生源计划由升学压力较小的地区调出。中国现行的高考录取制度，可以看作是一种区域公平的做法。但是，区域公平的反对者往往认为，高考应该根据考生的实力来录取学生，因此应该采取统一的标准，而不是根据外在因素进行政策倾斜。换言之，应该全国所有考生一张卷，实行考试公平。
不难看出，区域公平的优点很明显，它考虑到了中国目前在区域间巨大的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采取措施来进行弥补，力图让先天条件不好的群体有机会获得一个相对而言更好或者说更公平的竞争机会。
但是，区域公平的政策显然也是存在问题的。这样的政策是否损害了发达地区考生的利益?对于落后地区的补偿，为什么要通过发达地区的牺牲来实现?尽管在补偿性正义的原则下，获利较多者占据了更多的公共教育资源，可以看作是间接接受了欠发达地区的“贡献”，理应对获利较少者进行补偿，但是这种间接的贡献是否成立仍然有待商榷。
种种考量之下，我们发现，似乎无论选择区域公平还是考试公平，个人的权利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侵害 :区域公平下发达地区考生的权利被影响，考试公平下欠发达地区考生的权利被影响。所以，要解决高考录取中的公平问题，绝不是把眼光仅仅放在高考录取本身、在两种“公平”的方式中做一个选择题就能够完成的。
在我看来，政府在制定一项政策时，不应该只是秉持工具理性的思路，一心只想着让这个政策方案更高效、更有可行性、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在推进高等教育公平的进程中，也许是时候用价值关怀来思考问题了，而非仅仅是一个稳定的、目的性极强的方案。譬如，在这一问题上，基础教育资源的分配、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人们的观念差异、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等，都可能是更加接近问题根源的因素。政府真正要采取的措施，政策所指向的要害，都应该在这些方面。
要想真正地解决高考录取中的公平问题，不仅是在高考的这一个环节上做出改变，而应该在高考之前的萌芽期开始，进行相应的改革，比如重新划分生源调度地区、将区域划分细化至地级市等 ;而更重要的，是要着手讨论、解决更加根本的问题，比如增加对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的投入，改善农村地区对接受教育的看法，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手段等。毫无疑问，这是一条更远也更艰难的改革之路，而其背后的支撑，则是一套价值理性的思路。
回归两种理性之路
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工具理性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笼”已经日益发挥其作用。人们讨论一个问题时，总是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追求利益最大化，慢慢变得冷漠而机械。
同时，人们更多的不是在讨论问题，而是在发泄情绪。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来进行讨论，用人性的眼光来体察社会问题更是难能可贵的。当不同的声音发出来，不一样的观点进行碰撞，才能得到更好的借鉴，推行更好的政策，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靠近我们理想中的、富有生命力的理性。
韦伯曾经说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非对立的，他们应该是互为前提的共存，属于同一事物的不同维度。一个具有真正自由人格的人能够将工具理性作为动力，也能将价值理性内化在终极目标之中，不偏激、不盲目，让这两种理性在个人的道路上，协调发展，为己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