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脱口秀演员能有什么坏心呢？他们只是习惯让女性闭嘴

最近，杨笠在《脱口秀反跨年》演出中那一句 “你们男人还有底线吗”，引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暴。

节目播出后，脱口秀演员池子在微博上公开发言表示反对，随后，越来越多人加入到这次讨论中，探讨的焦点从“听脱口秀感觉被冒犯是否要反对”转向“女性脱口秀者是否需要把握和注意所谓的性别尺度”。

如今，在微博上搜索“杨笠”，会发现还是有不少网友站在杨笠这一边，网友马得得小马嘚嘚嘚发文，“什么时候，女性发表任何意见，不会被冠予‘女权’、‘煽动男女对立’、‘直女癌’等恶意揣测，而只是被视为一个人的发言的时候，这个世界才在真正进步。”

这场引起了“性别对立”的言论之争，引申出的不仅仅只是女性在舞台上要如何措辞或表达，更多的是如何反抗那些施加在女性创作者身上——阻止、贬低和无视女性写作的社会阻力。

实际上，女性书写所面对的结构性暴力从未减弱或消失，甚至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狄更斯、海明威、伍尔夫、桑塔格、勃朗特姐妹……——他们中有人曾贬抑女性写作，有人是被贬抑者，而有人两者皆是。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倡议家、专栏作家洁莎·克里斯宾在《如何抑制女性写作》这本书的导读里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

等到这些男人最终来到水边，他们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扔到整晚都在燃烧的篝火上，空气中顿时弥漫着聚酯纤维燃烧的难闻气味。“原谅我们吧，”他们大叫着，把自己的位置让给观众，递上辞职信，“我们真的不知道。”

这就像杨笠所引起的这场争论一样，由于长久的忽视与冷漠，女性创作者的处境与遭遇在更多人眼里只是一片空白，这片空白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实际上，当我们回归事件的本质就会发现，博主Ezreal-500金对这场争论的调侃直击重点，“一个脱口秀演员能有什么坏心呢！她只是想逗大家笑啊！”

以下文字来自《如何抑制女性写作》，为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倡议家、专栏作家洁莎·克里斯宾为该书所撰写的导读，文中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想象着这样一个场景。在曼哈顿中区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教授、专业评论家、编辑和各种文学奖的评委。他们都穿着不合身的套装——其实他们完全买得起量身定做的衣服，但那样的话就等于告诉他们的读者，美这种东西是重要的——他们把身上的衣服扯掉，换上粗麻布，他们跪在地上，身上沾满灰烬。

他们缓缓地爬出蓝色的玻璃高楼，爬出郊区的通勤火车站，爬出大学校园外的住所，和人群汇合。你听到的不是大声的号叫，而是一种低沉的、持续不断的呻吟。有一些人，为了显得更有戏剧性，为了获得更多注意力，用树枝和尼龙绳抽打自己。

所有这些男人，所有这些白种男人，所有曾经在晚会上以“你知道我的婚姻是开放式婚姻”来威胁出版助理的男人，所有曾经用“装腔作势”来形容女人的回忆录，或用“口齿清楚”来形容黑人男性的表演，或是在评论某个变性作家的作品时写上两个段落来讨论其身体的男人；

所有讲课时会提及坎耶的歌词来证明自己没有种族偏见，但使用的教材只限于白人作品的男人，所有用“二流”作家来指勃朗特姐妹、艾米莉·狄金森或詹姆斯·鲍德温的男人：他们全都在这里。

他们来赎罪，他们来请求宽恕。他们被迫面对自己的良心，他们终于看清了自己怀有偏见的真正原因——那是为了让自己相信任何不属于他们这个群体的人都是骗子或讨厌鬼——他们为此丧失了判断力。

人行道上挤满了所有那些遭到他们排挤和背叛的人：每一个被边缘化、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的人。她们对眼前的这场好戏有些兴趣，但她们还是心存怀疑。

她们早就领教过这类表演，这种“我怎么可能犯这种愚蠢错误”的忏悔，但很快一切都会稍做调整后回到原来的状态，或者她们会成为这些人的床上猎物。

可是看到这番景象她们还是惊呆了，她们对自己很失望，因为这说明她们还没有死心：希望别人看到的是自己真实的本色，而不是通过这些男人投射之后的形象。

等到这些男人最终来到水边，他们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扔到整晚都在燃烧的篝火上，空气中顿时弥漫着聚酯纤维燃烧的难闻气味。“原谅我们吧，”他们大叫着，把自己的位置让给观众，递上辞职信，“我们真的不知道。”

少数人的世界观怎么会控制整个文学？

读着乔安娜·拉斯的《如何抑止女性写作》，我在想，这本书到底会怎么写？几十年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关于无意识的偏见，我们有各种著作、讲座、文章、数据和科学研究。

但我们仍然有像乔纳森·弗兰岑这样的评论家，他们会讨论伊迪丝·华顿的美貌（或不够美貌，这完全要取决于他们对其脸蛋和身体的评价）是否会影响她的写作；

我们的文学文化仍然被一小部分人控制着，我们仍然认为对文学世界的每一个重要贡献都来自异性恋的白种男人，这种看法在教育体系、在历史书籍、在整个可视的世界里都得到了强化。

这种抱怨在拉斯写作这本书时并不是新鲜事，我这么说不是要贬低她的成就。站出来说这些话本身就是勇敢的行为，要冒着被人指责忘恩负义的危险，毕竟你的那块小蛋糕会变得更小。

但怎样才能打破这些僵化的成规呢？拉斯的书是了不起的尝试。本书的语气愤怒但不自以为是，讨论深入但不烦冗，措辞严肃但不乏幽默。本书出版于1983年，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但她所描述的世界和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并没有天壤之别。

当然，现在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越来越多的报刊文章署名会考虑到性别和种族，但这主要是因为线上的运动对此不断施加压力，而不是因为编辑的醒悟。

那些让我们对女性作家、黑人作家或同性恋作家产生某种预期的无意识假设常常还和以前一样。如果你不只是看文章的数量，而是关注一下内容，你会发现白人男性仍然是专家——他们仍然代表着客观普适的理性之声。

黑人作家经常只写黑人问题或城市问题或运动或音乐，女性作家经常只写自己的情感问题或工作/生活的平衡问题或家庭问题，同性恋作家经常写身份政治或性欲，等等。

可是一旦有了分歧，我们听到的声音主要还是来自那些想提供客观普适的理性之声的白人，而不是那些怪人、性别反常规者、神秘主义者和因为性别或种族之外的其他原因被边缘化的人，我真希望他们也能参与对话。

所以我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问，少数人的世界观怎么会控制了整个文学？我们总认为我们的自我、我们的性别、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这种认为自身伟大的需要会怎样影响我们对伟大的理解？怎样才能把彻底的多元性看作一件令人激动的美好事物，而不是把它看作对渺小自我的威胁？我们怎样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的再思考？

脆弱的自我需要先认清自己

拉斯“不像女人”那样写作，所以我们不清楚该怎么对待她。她不写家庭或内部空间，她的写作既不委婉又不圆通。

作为一个非小说作家和评论家，特别是在本书和另一本出色之作《有人要杀我，我认为是我丈夫：现代哥特小说》（Somebody’s trying to Kill Me and I Think It’s My Husband：The Modern Gothic），她并不是简单地指出不公正现象，而是追根溯源。

她意识到，在面对他者时，脆弱的自我需要先认清自己，她明智地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仇视女人的问题，而是某种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问题。

我们需要把那个他者具体化，从而在反思之后让自己变得更好，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清楚地认识他者，就必须让自己付出一定代价。我们只能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和判断艺术，除非我们选择固执己见。

白人女性会歧视棕色皮肤的女性，富人会歧视穷人，男同性恋者会歧视女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当然，如果我们生活在母系社会，女性会歧视男性。你也许会觉得这只是一些陈词滥调，但在这之前并没有几个人能把这些诉诸文字。

这使拉斯成为一个比安吉拉·卡特更加敏锐的评论家，卡特的作品之所以进入女性主义正典，是因为她往往会对男/女关系发表一些相当陈腐的观点，虽然她有勇敢无畏的美名。她把男/女关系纳入捕食者/猎物的范畴。

卡特“像女人”那样写作，所以我们知道该怎么对待她。我能想到的另外一位能够达到拉斯这种复杂评论程度的评论家是布里基·布若非，但她同样也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悄无声息地被人遗忘了。

作为小说家和短篇小说作家，拉斯不只是在她科幻小说的太空剧场里创造一个似梦非梦的性别乌托邦，她的写作方式也不同于海因莱恩、霍尔德曼或埃利森这些男性同行。

在《我们准备去……》（We Who Are About To...）和《雌性男人》中，她用幻想的方式来质疑当下，而不是简单地进行重构，这让她比玛吉·皮尔斯或奥克塔维娅·巴特勒这些更为女性化的作家更接近于塞缪尔·德拉尼。她拥有智慧的大脑，能够轻松地看透隐喻和自鸣得意的情节主线，直击隐藏在下面的问题。

在《我们准备去……》中，她以沉着博学的文字讲述了克服重重困难生存下来的种种故事，这是一个任何群体都会不假思索就喜欢的主题，但她讲述的不是关于如何忍耐的英雄故事，而是那些为了确保自己的舒适和安全不惜对世界、他人或环境造成伤害的人。这位女作家如此深刻地审视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她的作品能够面世也算是个意外。

一个被贴上某种标签的反常规作家（女性作家或同性恋作家或……）没有在文学史中被完全遗忘，多少让人感到有点欣慰。但这种贴标签的做法正是拉斯在这本书里写到的一种抑止女性写作的方法。我们都身负别人对我们的某种期望，如果背离这种期望就会受到惩罚，有些人受到的惩罚会比其他人更多。

她和像她一样的其他作家——那些拒绝迎合读者期望的不同性别、不同种族和不同性倾向的作家，受到的惩罚就是不让他们产生影响。

拉斯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中以艾米莉·狄金森为例讨论了这一点，虽然狄金森最终被视为天才，但还是经常被一些人看作一个在美国文学中前无榜样后无影响的异类。

在文学上，她没有母亲，也没有女儿。人们——我说的人们是指支持男性霸权的评论家——不会把当代诗人的诗歌和狄金森联系起来，因为这些评论家要让我们相信，“她没有对任何人产生影响”。没错，我们读她的诗歌，但她不是传统的一部分，评论家也不把任何人纳入她的传统。像狄金森这样的作家成了局外人，与自己国家的历史或艺术形式的历史隔离开来。这样的做法，貌似恭维，实为排斥。

官方历史不能告诉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那么就自己创造途径

拉斯的遭遇也是如此。她时不时地会被人提及或检索，但她从未真正被接受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疯狂的科幻小说世界，或者进入女性小说，更不要说美国文学了。我们没有看到她的母亲们，也没有看到她的女儿们，因为评论家们不屑梳理这些信息。

这听上去似乎只是一个小小的抱怨罢了——作家没有得到应有的空间——但把她这样的作家当作神话中被调包的孩子，或是从UFO上掉下来的，或是从地底下冷不丁冒出来的，可不算是对她的恭维。

作家必定受到他人影响——他们在传统内写作——但如果学术圈的传统被霍桑、海明威或海因莱恩或其他什么男人控制，那就会强化这些作家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就等于告诉那些希望通过寻找传统来塑造自己作品的年轻作家只能读这些人的书，而不是其他人的书。如此一来，霸权得到了巩固。

但她的影响一直都在，主要是表现在其他不受重视或被边缘化的声音里。克里斯托弗·普里斯特像拉斯一样发挥了幻想的质疑力量，他显然是受到了她的影响。

如果不是拉斯多年的抗争为科幻小说争取到了一点点出版空间，凯瑟琳·邓恩那本极其怪异的《极客之恋》（Geek Love）很难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的文坛找到立足之地。当代科幻小说创作或受到科幻小说影响的创作中最令人激动的声音，如耐迪·欧克拉佛和萨拉·霍尔就继承了她的传统。

我是通过“暴女”、AK出版社和格罗夫出版社出版的凯茜·艾克那些外观丑陋的平装书接触到拉斯的，那些在被大众接受的文化中找不到位置的朋克摇滚女星用杂志和录音带创造了她们自己的文化，她们经常会提及拉斯的名字。

在我看来，受到她影响的人还包括那些故意剪难看发型、花几个小时在粉红色纸上抄写宣言、把Sleater-Kinney乐队的歌词写在牛仔裤上、真正迷恋过“交友网”的女孩。这种女孩之间非正式传递的女性写作就是拉斯在本书中写到的防止女性从学术圈消失的一种对策。如果官方历史不能告诉你你是从哪里来的，那么你就应该自己创造一些途径。

这本书《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看上去很熟悉，但又很陌生；它属于某种可识别的写作文类，但又有所不同。她拒绝轻易得出结论，拒绝让愤怒情绪压倒理性思考，拒绝让任何人——任何一个人——逃脱干系。她没有为自己严肃的语气致歉。

艺术是什么？不就是表达我们如何生活和感受吗？艺术和生活是不可分割的，艺术不是浅薄颓废的，它是我们灵魂的表达。如果我们的灵魂因为盲目的种族歧视、厌女症或恐同症而出现病态，那么对艺术进行审视和批评则是另一种直视和诊断我们灵魂的方法。或者应该说，只有使用恰当时这才可能。

从关注个体转向关注共同的人类

我有我的担心：如果拉斯被重新发现、重新归类、重新接纳，她的作品会被错误地放在女性和其他边缘化人群的作品中：这是让我不满的地方。（给她应有的位置，不要用所谓资格、文学评论、论文甚至文学的标准去限定她，不要让她委屈地置身于次要群体中。）

由于女性获得了更多声音和权力，我们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内心隐藏着的无意识的偏见，我们也不愿其他人指出那些针对我们的偏见。这种现象在女性写作中越来越严重，因为这样就不需要任何思考，正如另一位既没有文学母亲又没有文学女儿的怪物西蒙娜·薇依曾经说过的，“没有什么比不思考更让人舒服了。”

白人女性（异性恋、中产阶级、遵循性别规范的白人女性）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很多人都会迎合这个市场。而且事实上，女性也经常喜欢像男人那样进行自我强化。随着女性进入了原先被男性占领和保护的权力场，她们学会了男性前辈的做法。她们也把所有其他人群妖魔化，故意误解和孤立他们。

你会在女性写作的奖项中看到这种做法（有权有势的精英人物会认为少数和他们自己的写作最相像的作品是“最棒的”，这显然不足为怪），你会在女性评论家评论其他人作品时看到这种做法，你甚至可以在现在女性讨论权威男性的文字中看到这种做法。她们用的策略正是拉斯在本书中讨论的这些策略。

2015年，一位白人女性抱怨出版业中的性别歧视，一位黑人男性听到后，开始抱怨出版业白人女性的种族歧视，这时，另一位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工作的白人女性让他闭嘴，她说性别歧视绝对更为严重（其他白人女性像条件反射一样纷纷附和）。

我担心这本书的新一代读者大多会把自己视为被抑止者，而不是那个去抑止别人的人——如果这样，他们就不会承认自己那些无意识的偏见以及各种表现偏见的方式，比如他们会对加勒比海作家不屑一顾，认为太区域化，不够具有普适性，或者他们会拒绝阅读同性恋作家的作品，因为“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懂吗？”

我担心，我们都正在被细分为一个个很小的极为具体的群体，比如我，就只能读其他白人中产阶级未婚女性的作品，她们必须是异性恋，并且还得是巨蟹座和金牛座，她们来自中西部的乡村但现在居住在城市里，因为只有她们才能真正了解我，直接和我对话。

说文学可以产生共鸣，这已经是陈词滥调了。文学可以帮助你产生共鸣，但这只有在你采取积极行动，不把文学简单地视为镜子时才能做到。你要做的第一步是要意识到你正在这么做了。

我认为乔安娜·拉斯所做的是试图探讨我们怎样才能真正面对彼此：怎样从关注个体转向关注共同的人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亲爱的读者，不要在这里寻找你自己的名字，也不要寻找你自己的性别。不要让这本书强化你自己原有的世界观，不要以它的名义放弃思考。我们都应该感谢拉斯。我们都是她的文学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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