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佛教的特权从何而来？

权力庇佑——东南亚的“佛塔之国”

缅甸是东南亚最早接纳佛教的地区之一。早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就派须那与忧多罗两位长老到金地（缅甸塔通地区）进行传教。11世纪中叶，蒲甘王朝阿奴律陀王统一缅甸全境后，为达到统一国家的政治目的，于1056 年将佛教确立为缅甸国教。

在此之后，第二次统一缅甸的东吁王朝和第三次统一缅甸的贡榜王朝继续弘扬佛教，使佛教在缅甸空前发展。

然而与我国历史上跨越百年的“三武灭佛”不同，佛教一旦进入缅甸，就独享了千年的宗教垄断地位。因此，僧侣参与政治，影响社会风俗已成为缅甸的一种历史传统。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在缅甸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缅甸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由于独立后的缅甸政府在各个时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合法性危机，因此更加倚赖僧侣与佛教信徒的支持。

1948年，独立后的缅甸吴努政府为加强国内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认同感，极力推崇佛教民族主义，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弘扬佛教。1961 年 8 月，缅甸议会更是在宪法中将佛教立为国教，并规定每年支出预算中不少于5%的款项作为对佛教事业的财政援助。

通过对佛教的弘扬，缅甸中央政府稳定住了国内的分裂局势。但一切都是有代价的，随着吴努政府对佛教的过分扶持，僧侣成为政治家取宠于选民与竞争参政的筹码，并使得缅甸社会对僧侣的推崇陷入狂热状态。

1962年3月，奈温发动军事政变并成功夺取国家权力。拥有军事威权的奈温军政府上台后便开始严格执行政教分离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遏止僧侣参与缅甸政治。然而佛教僧侣已经在这个国家拥有了太多盘根错节的利益，必然极力抵制军政府的政策，并削弱了这个国家的社会凝聚力。

1988年，缅甸因经济危机引发民主运动，许多僧侣也卷入其中；2007年，缅甸更是因为经济问题而导致“袈裟革命”。虽然游行运动很快被镇压下去，但为了巩固政府统治，当局不得已继续采取弘扬佛教、扩大佛教影响、密切与僧侣合作的政策。

由此可见，不论是11世纪的缅甸封建王朝，还是20世纪后期的缅甸当权政府，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佛教是其道德、精神上的支柱及特权阶级行为的合法性源泉之一。

同时，在缅甸的社会建设进程中，由于佛教的特殊地位，僧侣也成为了一个社会阶级，并深刻影响着缅甸的社会风气。

出家——缅甸男人的必由之路

在特殊的国情社会下，缅甸俨然成为了东南亚最别具一格的“佛塔之国”。据缅甸政府统计，缅甸约有4500万佛教徒，大小寺院 2 万多座，僧侣40多万（另一个著名佛国泰国仅有7万僧侣，而人口众多的我国也才有22万僧侣），沙弥 20多万。

很显然，佛教成为了缅甸政府与民间维持稳定的连接桥梁。由于政府倚赖佛教的支持，僧侣更是成为了缅甸社会的“顶层阶级”——在缅甸有一个说法：和尚是一等公民，男人是二等公民，女人是三等公民，尼姑是四等公民，人妖是五等公民。

经过长期的宣扬传播，佛教教义和伦理道德已扎根人心，深深影响着每个缅甸人的人生观念。在社会等级的偏见下，缅甸人普遍认为“一人出家，全家沾恩”。男子只有出家当过和尚以后，社会才会承认其成年人的地位。

并且，出家还是一个改运与获得心灵慰藉的绝好选择。

出家后，穷人可以不用为吃住担心，富人则能受到佛祖庇佑而长命百岁；体弱者能够消灾去病，强壮者可以福上加寿；运气好要当和尚高兴一下，运气不好当和尚可以去去晦气，单身的时候为了婚后幸福要出家，婚后为重温婚前独身生活也要去做和尚。

出家次数不限，时间可长可短，可以选择终身当和尚，也可以选择几年、几个月的短期出家。总之，缅甸男子的出家手续十分简便，还俗也相当容易。

再加上缅甸经济较为落后，不少民众的生活并不富裕。尤其对穷人而言，如果把孩子送进寺院出家，既能解决教育问题，又能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只要是家中有男孩的家庭，家长都会在男孩5到10岁左右的时候为孩子准备出家仪式。

除了社会风俗的出家传统，频频献身佛门的缅甸国家领导人更是树立了男子出家的榜样。1980年，卸任后的缅甸总理吴努出家为僧；2016年4月，缅甸总统吴登盛卸任后同样削发出家，并在5日后还俗。

正是因为缅甸政府对出家人的鼓励与尊重，缅甸的和尚才拥有着无与伦比的社会地位。不论是以武力独裁的军政府，还是推行西方民主的民选政府，领导人都需要按照社会传统去向僧侣群体顶礼膜拜。

总之，如果缅甸男人一生中没有当过和尚，那么这个男人的一生就不是完整的，在社会上不仅不会有什么地位，缅甸女子也不会与其结婚。因此，为自己的孩子操办皈依礼仪式已成为缅甸父母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

不只是出家

随着社会的发展，出家已不仅仅是缅甸男子遵循社会文化的传统风俗，反而成为了现代人，乃至外国人体验静谧生活的新兴潮流，数以万计的缅甸古塔和寺庙因此获得了不菲的收入。

并且，由于佛教与僧侣在缅甸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为抢占缅甸市场，各种国内和国际组织的支持源源不断地投向寺庙。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大力援助“缅甸寺院教育发展协会”；我国的民间组织“民促会”也在持续通过“一寺庙一电视”捐赠活动来增加投入支持缅甸佛教的发展。

在国内国际的双重推动下，一些上班族利用年假来缅甸出家，部分学生则在假期赴缅体验出家生活，来自外国的短期出家人数更是超过了四分之一。因此，在缅甸寺庙能够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僧侣，除了日韩等亚洲国家的出家面孔，美国、欧洲等地去缅甸短期出家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前来出家的外国人，既可以选择寺庙去体验完整的出家流程，也可以选择相对国际化的禅修中心参加短期课程。包括缅甸第一大城市仰光的马哈希、班迪达及东南部孟邦首府毛淡棉市南郊的帕奥禅林，都是外国人首选的出家圣地。

由于每年世界各国大量禅修者都慕名而来赴缅出家，为体验缅甸佛教的正宗出家禅修，旺季期间缅甸的禅修班席位需要提前数月甚至半年来预订。为了方便外国人前来禅修，针对外国禅修者，缅甸政府还开放了特定的赴缅签证，停留期超过普通旅游签证。

在谷歌、雅虎、思科等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美国硅谷，短期出家、践行冥想已经成为大佬中的一股潮流，很多科技精英都希望通过冥想来达到“消除对于快感的渴望，直面痛苦”。

2018年12月，推特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的42岁生日礼物便是选择在缅甸曼德勒彬乌伦的达玛玛希禅修中心进行了为期十天的“短期出家”。在杰克·多西的影响下，赴缅出家再次出圈，成为新贵阶级里风靡的精神体验。

而对于缅甸的政治家来说，选择出家可以给失败的政治斗争提供一个“避风港”，一如中国北洋时期军政大佬通电下野隐居天津，以退让的姿态，博取他人的同情和原谅。

更何况，出家自带“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属性，可以不受民事律法所管。这一做法虽然没有明文依据，但只要不涉及刑事案件等重罪指控，也普遍为人所接受。

如1973 年，泰国独裁军人他侬·吉滴卡宗被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推翻，被迫流亡海外。但是3年之后，他秘密回国，并在僧王庙出家为僧，虽然还是引发了大规模群众抗议，但他并未受到审判，在寺庙里中安静的度过了余生。

而在2014年10月，身负多项指控的泰国反对党领袖、前副总理素贴同样选择“闪电出家”，躲在寺庙中的素贴已皈依佛门为由，不再理会法庭的传唤。

很显然，在道德权威与文化传统的加持下，男子出家为僧已成为缅甸社会构成的重要部分；在政治漩涡与庞大僧侣群体的利益下，僧侣还将会是缅甸的“顶层阶级”。

但毋庸置疑的是，出家为僧的男子虽能缓解社会矛盾，可若是缅甸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就算缅甸全国的男子都成为和尚，也注定无法让社会回归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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